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号机密”的隐藏之地。所谓“一号机密”，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至撤离上海期间的两万多份重要档案文件，党内称其为“中央文库”。要知道中央文库在上海的时间不是几天、几月、几年，而是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而且当时的上海既有帝国主义的军警巡捕，也有肆无忌惮的国民党特务。能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保存这些机密的档案资料，既能做到查阅、利用，又能保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亲属。张唯一作为中央文库的第一位守护者功不可没。

“人在文件在，与档案资料共存亡”

张唯一，又名锦荣，1919年曾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后由共产党人郭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张唯一曾担任湖南省国民政府教育厅厅长，有文化，有修养，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遇事冷静、机智练达，在党内素以老成持重著称，有“张老太爷”之称。因此当组织向他讲明保管中央文库的目的和意义后，他欣然接受这一重任，并向党表示决心：“人在文件在，与档案资料共存亡！”于是，保护档案的安全，就成为守护中央文库的首要任务。

按照《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在地下斗争环境中，党的机关必须以“家庭化”的面目出现。于是，张唯一从中共中央秘书处选调于达和张小妹两名秘密党员，三人组成一个“家庭”。张唯一的社会职业是木材行老板，在“家庭”中是“老太爷”。工作人员于达和张小妹假扮夫妻，社会职业是“少掌柜”和“少夫人”。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家庭”与房东和左邻右舍的交往既和气又大方。如有特务搜查，举家都能镇定自若，奉烟上茶，“热情接待”。由于提前工作到位，尽管这个“家庭”经常有特务、侦探、警察、巡捕“光顾”，但没有一次露出破绽。

为了确保中央文库的安全，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张唯一，特别注重掌握情报，他还与中央特科的李克农、陈赓、李强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了解党在上海的基本情况，同时也便于了解敌人的一举一动。由于平时注重搜集和掌握情报，因而在管理保护文库时就有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张唯一接到通知后，迅速召集会议，布置工作，展开行动，并与另一名同志分乘两辆黄包车，从不同路线将档案运到上海金陵中路顺昌里一幢小楼中。原地址虽已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但敌人扑了空。由于中央文库得到了迅速转移，避免了难以预料的后果，中央档案获得了安全。

“至死不出卖党的机密，至死不出卖同志”

保护档案的安全是第一要务，开展档案的整理工作，也是作为中央文库守护者的重要工作职责。为此，张唯一根据上级有关规定，进一步制定了“一切文件归档案”制度和《关于文库材料编目问题的方案》，将保管的文件按照“分地”“分时”“分项”的三分法进行了初步整理。“分地”整理，就是将全部档案资料按其作者结合地区分开；“分时”整理，就是将一个机关和一个地区的全部档案按时间顺序排列；“分项”整理，就是将一个机关、一个地区某一年代或某时期的文件按“项目”分开。为了方便利用文库档案，在张唯一的领导下，文库管理者又制定了《关于文件编目的规定》，按照时间和目录项目对文库档案进行分类顺序编目。通过分类和时间顺序编目，既不打乱文件的年份，又能在同一个目录上把文件按类分开，同时还标明了文件的总数，这样不仅方便了存取，也方便了利用。为了确保档案文件的安全，张唯一认为中央文库的档案资料虽然是集中统一保存，但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环境之中，党的机密档案实在不宜大量集中于一处。于是便将文库档案分存在不同的地方，以隐藏巧妙不露破绽为原则。

1932年，上海地下党的斗争环境更加恶劣，上海临时党中央不得不陆续撤往江西苏区，中央文库则继续留在上海，由上海中央局代管。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张唯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因难以兼顾文库工作，陈为人接替张唯一管理中央文库，张唯一与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单线联系。1935年，中央文库再次遇险。这年2月，张唯一和韩慧英不幸被捕。幸运的是他们入狱后被集中在一间房子里，利用这个机会两人统一了“口供”：张唯一化名“张文钦”，靠出租房屋生活；韩慧英是河南开封农村人，来上海找二表姐走错了门，两人相互根本不认识。同时他们利用可贵的碰面瞬间，相约“至死不出卖党的机密，至死不出卖同志”。最终他们战胜了敌人的酷刑，保住了中央文库的机密。1937年出狱后，张唯一继续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中央文库在后任者的精心保护下，于上海解放后完整无损地交由中央档案馆保存。

（本文原载于2020年08月03日《北京日报》，作者为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天津商业大学研究员）